冬天里的一把火

2009年元宵節的晚上，央視新臺址配樓突遇大火，火光映天時，我被堵在與它相距三十米的馬路對面，幾十分鐘的時間，我雖然寸步難行，卻被迫看著那火勢從小到大，當然，也看到路邊人群中復雜的表情。

由于那天是元宵節，《東方時空》老《東方之子》節目組聚會，那是我作為電視人成長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空間，還是天南海北電視人當初因理想而聚集的地方，所以，大家彼此情感很深，再加上每個人也都有著現實中激情不再的諸種不如意，聚會便更有感召力。

不到八點，由于我晚上有《新聞1+1》直播，不得不戀戀不舍地先行離開，沒想到這一個提前離席，讓我成為大火的一個見證人。

不一會兒，我車行至央視新臺址東三環靠西一側的輔路上，突然就走不動了，路邊很多行人表情怪異，我當時以為，大家早早來到街邊，等著看多年來最圓的月亮，但這念頭只是一閃，便覺得不對，似乎有火光照在他們興奮的臉上。

我向左一回頭，驚呆了，大火正從央視新臺址配樓的南半側，快速地從下向上燃燒，并夾雜著“啪啪”的聲響。

新臺址我還算熟，北京奧運會期間，我就在這大院里的另一處辦公地點直播了二十天。我們那批人，也成為到目前為止為數不多的在新臺址里工作過的央視員工。

燃燒中的配樓，是即將開業的酒店，類似現在老電視臺旁邊的梅地亞酒店。另外，這棟樓里還有一個劇場，或許將來可供央視錄制一些節目。

然而大火改變了一切。

幾十分鐘后我終于沖出重圍，馬上給新聞中心梁曉濤主任打電話，告知火災情形，并希望報道，梁主任告訴我：已派記者趕赴現場，會翔實記錄。

我心急如焚，不僅因為火災，更因為十點就要直播的《新聞1+1》，如此擁堵，直播是天，趕不上節目開“天窗”怎么辦？

越急越出狀況，到達天安門廣場，恰逢中央領導參加的元宵晚會散場，我又被堵在路邊。沒辦法，向交警求救，聽說要直播，警察幫我挪開鐵圍欄，打開另一通道，我得以沖出重圍，到達演播室的時候，離節目開始只剩四分鐘，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次。

我依然在忙亂中心存僥幸：我是大火目擊者，可不可以在接下來的《新聞1+1》中直播報道評論這場火？

大家苦澀地一樂，其實說完我也一樂。我自嘲地和搭檔開了一個玩笑：如果直播，導語我都想好了——“本臺最新消息，本臺記者報道：本臺著火了……”

苦笑……

非常苦澀的笑。

直播結束，短信陸續進來。安慰中有些離譜的，“老白，沒事吧？”還以為我在樓里辦公，其實離搬家還早著呢，而且并不是我們未來的辦公樓，只是配套酒店樓。更多的短信是詢問，然后是諷刺。經典的是：“除夕夜火了小沈陽，元宵節點了大褲衩，橫批：央視不差錢。”我接到這條快速到達的短信，苦笑加劇，人民怎么這么有創意??！

苦笑還好辦，真正的苦難也隨之開始。從第二天起，先是辦公條件上，抽煙都被禁止了，冰箱不許使了，更要命的是：微波爐都不讓用了。這可真苦了電視人，工作沒時沒點的，采訪回來想吃口熱飯，過去是微波爐一熱，元宵節大火之后只能吃涼的，這種局面，一直持續到現在。

更深的苦在心里，面對這場大火，央視人對內憤怒生氣，因為大家也是受害者；對外，面對眾人的挖苦與嘲諷，無從回嘴。一場大火，測出了大家對央視的不滿，也加劇了這種不滿，改變它，依然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。

一場大火，讓搬家事宜無限期地向后推遲了，對于那些很早就在東邊買房住下的央視人來說，推遲搬家就意味著上班的路將繼續漫長無比。比如我，住東五環之外，推遲搬家，就意味著我每天要在北京的大東頭與大西頭之間來回奔波，但是，又有什么辦法？

最近聽說，搬家最早也要到2011年底，甚至2012年。新樓，原本為北京奧運準備，這一把火，變成倫敦奧運了。

大火之后被抓進去的責任人徐威，在臺里，我與他交往不多，但曾經的一個細節，卻一直讓我對他留下了很久的好印象。那是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，奧運會開幕之前，各國電視媒體在場館內外布線，之后要有自己的人看著，以免出差錯。當時的徐威，是技術部門的一個負責人，有一天中午，我親眼看到，為了讓看線的小兄弟去吃飯，餓著肚子的徐威主動替班。一雙布鞋一個小軍用包，就那么不顧忌地席地而坐，那一個畫面，讓我對不熟悉的他頓生好感，這是一個心里有兄弟的男人。

然而八年之后，作為犯罪嫌疑人，他的人生被逆轉，一場大火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。我在想：如果監督和約束足夠，徐威或許還是當年那個穿布鞋挎軍用布包的平靜男人吧。

可是，人生與生活都沒有假設。其實，任何一個悲劇，都不是把責任推到哪一個人或哪幾個人身上就可以完事大吉的。或許，我們都該認真思考，我，如果有機會，是不是也會在現場？是不是也有可能成為事故的責任人？是不是也可能只把原因歸到“點兒背”、“巧合”上？我想，有可能。所以，譴責他們，不如多多自責。

一場冬日里的大火，像一面鏡子，照出了太多東西。當然，也不是壞事，也照出了央視之后該走的道路。大火，或許正是一個另類的新起點。

本文節選自白巖松作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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